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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
“裸泳”，作者
庞克
中国电影有两座高峰，《霸王别姬》和《活着》。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是同为第五代的陈凯歌和张艺谋，两人的共同点是，自年后，都失去了往日的灵气。
年底，为迎接香港回归，中国第三代导演谢晋想拍一部献礼片，但找了半年都没找到合适的拍摄地。一次去浙江东阳卢宅的选景途中，消息被当地一位乡办企业家得知，主动邀请他顺道来横店看看。
虽然彼时的横店已建起封神演义宫、大智禅寺等旅游景点，看似适合取景，但实质对外吸引力有限。这些不伦不类的名字，加之粗糙的搭建，与电影拍摄相去甚远。但乡办企业家的朴实，最终打动了谢晋。聚集起一批能工巧匠，仅耗时3个月，就建起了占地亩的电影拍摄基地。
是年8月，《鸦片战争》在横店开拍。
大导演，众多明星，电影一经开拍，就吸引了各级官员的纷纷探望与各路群众的接连造访。一个大IP，搞活了横店这个原本闭塞的小镇。自此，徐文荣和“中国好莱坞”这个名字，与中国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陈凯歌与张艺谋开始了谁才是第五代导演代表的竞争。
年，陈凯歌酝酿了8年的历史大片《荆轲刺秦王》遇到了困难，主场景“秦王宫”一直没有着落。尝过甜头的乡办企业家再次出击，他带领当地百姓炸平了8个山头，耗时8个月，一座占地亩的秦王宫成为现实。
当主演巩俐、李雪健、张丰毅、王志文来到横店后，纷纷惊呆。不过，这部被陈凯歌寄予厚望、意图在国际上拿奖的片，却遭遇了滑铁卢。
而就是这个滑铁卢，却让同期的张艺谋捡了便宜。
年，张艺谋筹拍《英雄》，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陈凯歌曾用过的“秦王宫”。不过擅长色彩的张艺谋，要求把宫殿的颜色基调改为黑色，一时之间，宫殿全被刷黑。
年12月，《英雄》上映，当即创下2.4亿的票房，“史诗级大片”一词，首次映入中国观众的脑海。由此，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
而回顾曾同地拍摄的《荆轲刺秦王》，仅有万票房。这让同台竞技的陈凯歌不免心生罅隙。为了较劲，他随后亦加入大片队伍，在横店拍了《无极》，并明确对工作人员表示：
坚决不用《英雄》留下来的东西。
《无极》投资两亿人民币，创造了当时的单日票房记录。但电影上映没几天，口碑扑街，所有风头都被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走了。一向文雅的陈凯歌失了风度，大骂其无耻。
虽然看似反击无效，但两位导演随后的生涯却似乎都不再是较劲，而是入了商业大片的魔。
两年后，张艺谋又在横店拍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当年王朔给的评价是：
“搞装修的。”
同为《霸王别姬》与《活着》的编剧芦苇曾说，“他的创作状态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当时他很有激情，判断力很敏锐，之后多是精细筹划与自负自满，而品格的灵气却离他远去了。”
这虽是评价《霸王别姬》之后的陈凯歌，却一样适用于《活着》之后的张艺谋。
而在让他们开始改变的年，中国电影迎来了一次最重要的改革。《中国电影》主编木雕禅师曾写文称：
“《英雄》的放映，为推行了半年‘院线制’改革的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就是这场改革，既改变了中国最著名的两位导演，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市场环境。
“大片时代”一词，仿佛给今后近二十年的中国电影定了个调。
一、“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造访人民大会堂，他在那场公开演讲中说，“三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街头上看不到小汽车。今天，行驶在长安街上、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我看到了中国三十年的巨变。”
这个巨变，不仅有小汽车，还有电影。
年之前，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体制是计划色彩浓厚的统购统销，全国16家制片厂生产的影片，都由中影公司独家垄断发行。无论制片厂每部电影的成本是多少，中影的收购价都保持一致。然后中影将购入的影片按照一定“收入留成”比例交由各地省一级电影公司安排放映。
换句话说，无论影片是好是坏，是赚是赔，都遵循“多退少不补”原则，与制片厂再无关系。尽管那时的票价是3～5毛，尽管那时也出现了《少林寺》《周恩来》等多部票房过亿的电影。
直到年，中影公司的独家经营权被中央中止，制片厂可以直接和代表了全国影院的各省级电影公司接触。
看似市场化，但秉持国营思路的各省级电影公司依旧在地方上垄断着放映权，似乎与此前无异。
唯一有异的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再次在中国上映。
正由于省级电影公司的继续垄断，那几年间，盗版影碟、非法放映室等地下新媒介层出不穷。而各地国营影院为存留利润，又普遍偷税漏税、瞒报票房——一系列恶性行为，既养成了中国电影后续的“老毛病”，也加速了电影市场的恶性循环。
因循之下，票房总额从80年代末的约30亿下降到不足9亿，中国电影市场跌入谷底。
在这样的背景下，年中央启动院线制改革。
所谓院线制改革，就是在原有的各省级电影公司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创办旨在打破地域垄断的市场化运作的电影放映院线。
这个院线的定义是，以若干家影院为依托，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由一个电影发行主体和若干电影院组合形成，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发行放映机制。
换句话说，中国所有影院，都必须加盟某一院线才能获得放映资格，而片方需要与院线洽谈票房分成。
多条跨省院线的陆续建立，逐渐让门可罗雀的旧式礼堂型单厅影院恢复了生气。
更重要的是，院线经营直接导致了中国大中城市商业中心区多厅化影院的快速建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银幕数由多块增加到了多块。正是由于银幕数的激增、人们观影习惯的养成，最终保证了票房的递增。
当时有影评人说：
“院线制是电影发行放映与市场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而在那一年，驱动改革的，除了自身的内因外，还有一件外因，让当时的从业者讳莫如深。
正是这个外因，才真正驱动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化。
二、合众连横
年，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以3.59亿的票房占据中国全年总票房的近三分之一。
在电影里，泰坦尼克被誉为“不沉的巨轮”。但就是这个“不沉的巨轮”，最后撞上了冰山，因此沉没。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好莱坞就是那座冰山。
年11月15日，长达13年的中国入世谈判到了最关键的一天，美国终于同意签字了。那天下午，广电总局的领导在谈判会场，敲定了有关外国电影进入中国的两个条款：
第一，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的电影放映业，在所占股份不超过49%的条件下建设、改造或经营影院；
第二，加入WTO以后有三年保护期，每年允许有20部进口分账影片。
好莱坞“杀”过来了，就在中方谈判代表略带悲壮地走出位于东长安街的外经贸部大楼的时候，《星球大战前传：幽灵的威胁》正在北京热映。
虽然只有20部电影，但许多人还是感到了凛冬将至。一位资深人士在那一年曾不无忧虑的说到：
“中国电影市场最后将改为‘洋姓’。”
事实上，今天的“国产保护月”，仍是当时的遗留。
当然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院线制改革的一年后，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35条院线，而跨省市的院线只有15条。影院数已达家，而银幕只有块。无论是影院规模，还是加入院线的影院及银幕数，都不足以承载当时内外涌聚的电影。
且在实行院线制改革以来，80%的票房集中在20%的院线制影院，而80%的传统影院只占20%的票房。部分加入强势院线的中小城市，却普遍存在影院阵地大幅缩水的现象。
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院线与其中小城市的影院成员之间大都以供片为纽带。中小城市院线成员虽然可以获得部分商业电影的首映权，但在资本运作方面却无法获得所属院线的资金支持，以致逐渐丧失竞争力而无奈退出电影市场。
所以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中国35家院线在市场压力和政策禁锢双重压力下酝酿变局。
年8月，香港影人吴思远投资的上海新天地国际影城退出中影星美院线，转而加盟上海联和院线。
数字显示，年，上海联和院线全年票房1.4亿元，在全国35条院线中蝉联第一。而中影星美的票房从年的多万跃升到多万，位居第三。
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数年里，支撑上海联和院线常年占据第一位置的，是成龙与綦建虹的耀莱影城。
年，耀莱集团就独家拥有成龙品牌，被准许商业使用成龙的姓名、肖像和品牌形象与成龙共同打造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低价票、豪华影厅与成龙品牌的联合效应下，耀莱影城一战成名，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甚至做到了全国票房单体第一。
借着成龙的人脉，綦建虹在年成立耀莱影视，顺利杀入影视圈，成为了华谊、冯小刚的密友，和范冰冰口中的“小綦哥”。綦建虹亦开始了影视圈眼花缭乱的资本腾挪。
接着，文投控股出品了大量华谊系影片，包括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和《我不是潘金莲》等。范冰冰凭借《我不是潘金莲》在圣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影后时，也忍不住“谢谢小綦哥”。
只是在后来范冰冰、冯小刚陷入旋涡后，文投控股亦戛然而止。年11月，綦建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从身价百亿的富豪，一下变成了连一等座都不能买的“老赖”。这是后话。
回过头来，年新天地影城的“倒戈”，表明中国院线之间的兼并整合正在加速进行。上海联和院线的负责人说：
“很有危机感，不敢以老大自居”。
因为当下中国几大院线之间正暗流汹涌，合纵连横，各出奇招。
当时中国院线的格局是三足鼎立：上影旗下的上海联和、北影旗下的北京新影联和中影旗下的中影星美。
时任上海联和院线行政总监方玉强说，“院线就好象一个个卖电影的商店。不过，不管大小，这35家电影商店只能销售一模一样的电影，所以商店现在只能比资本、品牌和服务，”
电影圈里流传的一句俗语：“排排坐，吃果果”，也由此而来。
而彼时全球最大市场的北美，仅有4条院线，中国却高达35条，让许多刚进来的外资不甚吃惊。
究其原因，就是中国院线是行政划分的结果，而非市场的选择。加之绝大多数规模不大的院线都生存艰难，市场整合势在必行。
根据院线制改革的时间表，到年6月，院线制首轮签约到期，各地影院将重新选择何去何从。院线也将重新切分这个彼时10亿元的电影“蛋糕”。
在这样的背景下，临近6月到期时，北京新影联与辽宁北方联合，中影旗下中影新干线与华影南方重组，江苏东方与江苏扬子区域整合，保利集团与重新万和携手借壳入市，拉开了以资本为纽带的院线整合大幕。
而另一方面，一批既无中影背景，亦非地方电影公司背景的“草莽之徒”，正像一条条强壮的鲤鱼，奋力往上游。
三、风中有朵雨做的金逸
年，常年难过审的第六代导演娄烨的新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事实上在上映之前，一直有撤档消息传出。当时有人表示，是因为牵涉了30年前一起百亿村官案。
而当4月4日《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最后在金逸院线放映时，时空交错，显得如此吊诡。
年10月，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乘坐一辆新干线从东京前往京都。“光——81号”新干线列车上，工作人员问他乘坐新干线有什么想法，邓小平回答说：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两个月后，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了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怎么干？一批体制内的年轻干部率先做出了表率。王健林、潘石屹、冯仑、陈东升一众日后的商业大佬，纷纷加入了下海潮。而在这之中，除王健林外，还有一个人同样走了先地产后电影的路线。
年，广州继年国务院首次批准国家级开发区后，又出了一条地方深化政策——《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若干决定》，其中，就包括了羊城日后最火热之地——珠江新城。
年，原本担任广州国土房管局科长的李根雄下海经商，成立嘉裕房地产公司。房管局出身做房地产，自然水到渠成。但说到底也只是一个科长，资源毕竟有限。直到他重会一位旧识后，李根雄与其嘉裕房地产，才真正成为珠江上空的霸主。
这位旧识，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主角之一——原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
由于珠江新城的开发，恰好旧同僚李根雄又在做房地产，曹鉴燎便劝李根雄过来一起干。后来案件显示，～年，曹鉴燎利用职务便利，为嘉裕集团取得珠江新城六处地块的土地开发权。李根雄亦投桃报李，曹鉴燎案发后被指收受李根雄的贿赂万港币。
那一年，曹鉴燎升任天河区委常委、兼珠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手握广州黄金地块的规划建设大权。到了年，嘉裕集团在珠江新城已拥有10个项目、总建面达万平方米，成为珠江新城拥有住宅用地最大的“地主”。
而这个珠江新城，在年曾是广州多个城中村的聚集地，包括猎德村、沙河村和冼村等。据当年媒体报道，冼村11个合作开发地块中，嘉裕就占了4个，力压保利、中海和富力等传统巨头。而它拿到的开发合同中，不仅自己能分到七成，土地价格也不到元每平方米。
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支撑着李根雄与嘉裕的扩张。拿到地后，嘉裕亦开发了众多知名项目，包括汇峰苑、嘉裕君玥公馆、嘉裕丹顿阳光等，以打造高端地产自居。“高端地产”这一名称，也被嘉裕集团写入了公司发展史。
年冼村事件后，曹鉴燎落马，已拿到加拿大国籍的李根雄在国内销声匿迹，嘉裕集团也变得极为低调。不过在此之前，除了房地产外，还有一日千里的院线生意，让其成为中国院线制改革中最快的一匹黑马。
年，李根雄与广东珠江院线合并成立了金逸影视投资集团，宣布进入国内新影院投资建设领域，旗下金逸影院建成后均加入广东珠江院线。
不到三年时间，金逸影院在全国13个城市建了13座多厅影院，截止年，总票房达到1亿元，与浙江时代、四川太平洋共同跻身中等规模院线之列，让业内啧啧称奇。
而究其原因，就是金逸一改此前院线与影院之间的以供片为纽带，换之以资本为连接。资方代表金逸派出高管参与院线运营，院线作为实体掌控旗下影院部分产权，从而使得金逸院线具备了“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统一营销”的基础。
截止年，金逸珠江院线票房超过10亿，相比成立之初，增长过百倍。
直到年12月，受冼村事件影响的李根雄辞任董事长，由其侄子李晓文接任。那一年，无数媒体发文质疑新任董事长是80后、是“拼爹”，但彼时的金逸，已成为与万达院线、上影联和并称的中国三大院线。
四、传媒帝国中的大地
年，香港传奇报纸《明报》上市。让人意外的是，已创业30年、接连写下一整个江湖的金庸却无意再办报纸。消息一经流出，引来无数传媒大亨的垂涎，其中不乏默多克等数十家世界级财团。而更让人意外的是，最后金庸竟将《明报》传承给了一个毁誉参半的年轻人。
此前，由于过于年轻，发展速度过快，这位年轻人被赞为“青年才俊”的同时，亦有人质疑其资金来源。对其出身的描述也常被冠以“神秘”二字。他本人也曾抱怨：
“大陆人说他是‘台独’分子，台湾人说他是‘左仔’。”
所以《明报》最后交由他，实属香港媒体界的一段传奇。
当时若想收购《明报》，仅购得其50%的股权，即需付出4.53亿港元现金。而对于刚刚收购了南海纺织，名叫于品海的年轻人，根本不具备这一实力。实力不足却能得到查良镛鼎力相助，引发无限猜想。流行的说法是，于品海长得像金庸死去的大儿子查传侠。
于品海在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最有趣的就是，本来我们估计要支付点现金，后来整个完成之后，不单是我们没有支付任何现金，还能够手上多了多万的现金”。
或许更真实的原因，只是金庸赏识这个年轻人：
“过去大约10年中，我热衷寻求一个聪明能干、热心新闻事业、诚恳努力的年轻人，可以将《明报》交托给他。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度身订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
在于品海接手《明报》之初，果然不负众望，迅速建立起庞大的传媒帝国。
年5月，《明报》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加东版，10月在温哥华出版加西版。同年，收购美国时代华纳的《亚洲周刊》。年11月9日，创办《现代日报》。年，申请了香港第一块ISP（互联网接入商）牌照，并创办HKNET，后被中复电讯收购后，成为香港六大互联网接入商之一。同年，创办了全球首个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传讯电视（CTN）。
而就是这个传讯电视，在年2月19日，最早报道了邓小平逝世，比新华社还早40分钟。由于是最早报道，当时全球主要通讯社、电视台都引用了CTN的报道。这也被于品海视为经典之作。
此时的于品海，俨然香港的“默多克”。
也正如默多克会收购二十一世纪福克斯一样，擅长收购的于品海亦在中国院线制改革的4年后、院线制首轮签约到期的1年后进入到电影行业。
年11月，中影旗下南方新干线与中国数码集团旗下的大地传媒合作成立大地院线。年，大地院线脱离中影南方新干线开始独立运作，一举成为国内首个发展2K数字影院的民营院线，为设施陈旧的影院带来一阵新意。
而更具新意的事发生在了年。这一年1月22日，由胡玫导演、周润发、周迅、陈建斌、任泉等主演，投资额高达1.5亿元人民币的电影《孔子》在中国内地公映，以个拷贝数创下中国电影发行史之最。
但更为观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