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人，常常喜欢替自己的书斋取上一个既有来历又含深意的雅号。如清代钱大昕的书斋名为“十驾斋”，显然是取荀子《劝学》中“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的意思；而鲍廷博的书斋名为“知不足斋”，则是来源于《学记》中“学然后知不足”这句话。那么，明末复社领袖，《五人墓碑记》的作者张溥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又有什么深意呢？
据《明史》记载：“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请他写文章），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看来，张溥确实是明末一个大才子。但他是否天生就这样敏捷呢？如果弄清“七录斋”命名的由来，就可知道他的敏捷，正是由勤学苦练得来的。
原来张溥幼年十分爱好学习，读了很多书。他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每读一本书之前，都先要手抄一遍，抄好后再高声朗读一遍，随即烧掉它。然后，再抄，再读，再烧，如此连续反复了7次，这本书也就烂熟于胸了。因为抄书抄的太多了，所以右手握笔的几个手指头都磨出了老茧。每当隆冬腊月，手上皮肤裂开好几道口子，僵硬疼痛，无法执笔，每天要用热水敷洗几次，但还坚持不懈地抄录。为了纪念这一史实，他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七录，就是抄7遍。正是这种勤苦，使得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把群书装在脑里，到了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就是，自然用不到起草了。
确实，想要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不勤，怕苦是不行的。这里再举几位他们的作品被选为语文教材的知名作家的例子。《订*》的作者王充，是东汉时代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幼孤家贫，好读书而无钱买书，就到洛阳的书店里站在那里看书，天天如此，腰酸腿痛，毫不在乎，终于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写出了《论衡》这部巨著。
《马说》,《师说》的作者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有一句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而他正是由于“口不绝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篆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日影），恒兀兀（劳苦）以穷年，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
《醉翁亭记》《伶官传序》的作者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他幼年丧父，家贫，买不起纸笔，只得用芦荻画地练字。他总结自己写作实践经验为”三多“，即”看多，做多，商量多“。他说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
《送东阳马生序》的作者宋濂，是明代开过文臣之首，他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叙述了自己幼年读书，抄书，寻师，求学的勤且艰。
“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叶剑英同志，用精炼的诗句揭示了“勤和苦”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出这正是学业上，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