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人人尽说江南好”。提起江南，你会想起什么？
历史地看，“江南”是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与文化内涵；现实地看，江南不仅有着“杏花春雨”的诗情与画意，也留下了文脉深厚、艺绪丰逸、尽显风流的书法经典。
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重要风格类型，江南书派如何形成，有何特质？王羲之的《兰亭序》何以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名？哪些博物馆，珍藏着陆机、米芾、文徵明等书法大家的传世墨宝？今天恰逢国际博物馆日，跟随小苏一起“涨知识”吧！
祝允明《录刘姬词及致朱凯札》楷书24..5×42cm上海博物馆藏江南士族的振兴、延续，促进文脉代代相传
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使我们对江南文化有了一个通俗的共识——江左风流。
门阀制度与士族文化是魏晋时期*治文化生态的显著特征，江南世家族群之间联姻成为了维系家族地位、利益的手段，吴郡陆氏（代表人物陆机、陆柬之等）家族、会稽虞氏（虞世南等）等家族的联姻使他们在主流文化圈中的地位不容置喙；王氏家族、郗氏家族的联姻也造就了书法史上的佳话。
这些江南世家的成员秉承着共同的传统，文脉代代相传，将包括书法在内的江南文化艺术推介到以北方为*治文化中心的主流文化圈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陆机《平复帖》，开启江南书法的先河
自西晋陆机（-，吴郡人，今江苏苏州）《平复帖》始，开启了江南书法的先河，陆机虽书名为其文学之名所掩，但是此《平复帖》的留存，不得不使我们对其书史之名进行重视。
此帖用秃笔写就，简约率意、潇洒流畅。我们现今虽大多沿用《宣和书谱》之说将之归结为章草一类，但他相较于《急就章》《出师颂》等帖，并无明显“蚕头雁尾、银钩虿尾”的特征，但又比“二王”今草显得质朴、古雅，可以说是一种章草过渡至今草过程中的产物。
就常理而言，破锋、散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美的体现，但在此幅浑然一体的作品中，这些本属败笔的破锋也在率意挥洒时显得那样和谐，使整幅作品的书写性更为流畅，达到了整幅作品的高度统一，也难怪《大观帖》评其“若篆若隶，笔法奇崛”，实为不刊之论。
陆机《平复帖》23.7×20.6cm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兰亭序》，奠定江南书法的基石
东晋时期，名垂千载的“书圣”王右*，为江南书法几千年的传承奠定了基石。
王羲之虽原籍琅琊，但后迁山阴，并于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其邀请当时四十余位名流于兰亭聚会，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序》，曲水流觞，诗酒风流。
王羲之书法在前人基础上，一改汉魏以来质朴工拙的书风，使书法呈现出妍美、流便的审美趣味，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其笔下《兰亭序》之经典的形成也多在于其艺术价值的体现，为《兰亭序》赋予了“天下第一行书”的光环。
但需要提及的是，《兰亭序》及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奠定，非艺术因素在其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非唐太宗盛赞其“尽善尽美”，此作也恐难以独绝天下，若非唐代书家及后世书家对于《兰亭序》通过临、摹、刻等手段进行多元化、广泛性的传播，《兰亭序》也不会具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不会有今日我们乐此不疲进行研究的“兰亭学”。
《兰亭序》，唐，冯承素摹本，纸本行书。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传）纸本行书上海博物馆藏晋唐风骨，流派林立
会稽虞氏，是唐代江南有名的世家大族，而虞世南（-，越州余姚人，今浙江余姚）则是虞氏家族中以书著称的代表，虞世南之年代，经历了南北对立到天下统一的变革时期，适时，都城由东晋之建康（今南京）迁移到长安和洛阳，南北文化进入融合发展时期，虞世南也正是在此时期进入了文化、艺术方面的积淀时期，至唐，虞世南受到唐太宗之赏识，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唐太宗语，《旧唐书》）。
就书法而言，虞世南书风上承南朝、下启盛唐，对被唐太宗尊为“书学正统”的二王书风有着重要的传承作用，虞世南深谙“王书”，温润含蓄，外柔内刚，潇洒流便，一派中和雅正之美。此《汝南公主墓志铭》便是如此，“笔势圆活，戈法尚存”（李东阳跋语），“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王世贞评语）。
至宋以后，“风樯阵马，沉着痛快”（苏轼语）的米芾（-），还是“用笔千古不易”的赵孟（-，吴兴人，今浙江湖州）抑或是“以禅喻书”的董其昌（-，华亭人，今上海），均沿习着以晋唐一脉的潇散、流便书风而行。虽然董其昌也曾说出“直欲脱去右*老子习气”的豪言壮语，但是从书风表现上均未脱离晋唐风骨。
此外，在明清时期的江南，流派林立，无论是董其昌为主导的云间书派还是以祝允明、文徵明等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均延续着“尺牍风流”的晋唐书风，各自演绎、表达着他们心中的书法艺术。
米芾《向乱帖》27.3×30.3cm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徵明《小楷前后赤壁赋卷》纸本小楷28.8×7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江南书风”的精神特质
“中国书画艺术具有地域特征”这一命题显然是成立的。
“颍州公库顾恺之《维摩百补》，是唐杜牧之摹寄颍守本者……其屏风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称江南，盖自顾以来皆一样，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米芾《画史》）
“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阮元《南北书派论》）
南画与北画，南书与北书，各自沿循着自己的艺术脉络进行生发，如果说“不同的自然环境在人心目中的反映，表现出来，便形成南北不同的画法”（童书业《南画研究》），那么南北文化的差异、南北环境的差异使每个人在心中对书法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与理解，便形成了南北不同的书法。
如果我们承认书法在古代确只如古人所言“雕虫之杂艺，不须过精”，那么，书法的最终指向便是文化、环境的涵养。“大令改右*简劲为纵逸，亦应江南风气而为之”（沈增植《海日楼题跋》），这正体现出“江南性”对书风的影响与构建。
赵孟《过蒙帖》29.5×39.6cm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么江南书法的地域特征是什么？从我们看到的江南书家来看，有的生于江南，自幼便受江南文化所浸润，也有的虽本非江南人士，但因江南之魅力后迁于此。
江南文化不但包括文化的江南、美景的江南，也包含艺术的江南，江南的复杂性、涵容性与全面性共同影响着这些江南书家，使江南书家无论从审美还是从表现上，均呈现出一种趋向的统一，这是由江南文化传统所构成的，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影响。
董其昌《草书节临怀素自叙帖扇面》15.9×48.5cm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从古至今，这些生于斯、长于斯或居于斯的江南书家书写，风格多样，我们很难对其进行风格上的定性判断。如果非要对其进行一个大致的概括，我认为，江南书法是在特定的江南地域、特定的江南人文滋养下所独有的，以晋唐一脉为正统所生发出的同源而不同流的书法风格，书风的呈现虽具有不同面目，但多以隽秀、妍美、雅正、流便为旨归。
这也无怪乎，阮元会说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阮元《南北书派论》）的论断，这种书风的形成与审美取向显然也可以为当下书法的“江南”特质提供佐证。
有人说“一部书法史，半部在江南”，我想这一说法，也是不为过的，“江南书法”构成了中国书法的经典、主流脉络，也为我们对江南文化的魅力更加向往。
（作者：汤传盛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来源“江南建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