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洞书院：南宋东阳理学与人才第一波高峰
顾旭明[]
（浙江东阳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摘要：由东阳新兴士族郭钦止于绍兴十八年(48)创建的石洞书院，开创了南宋东阳民间办学的优良风气。继石洞书院后，长衢郭氏家族先后创建了西园书院、南湖书院、青溪书院、高塘义塾、洛阳书院等。十里长衢私人办学、民间助学成风，书院义塾林立，遂成为有口皆碑的教育圣地。石洞书院振兴于“庆元*禁”炽烈时期，汇聚朱熹、吕祖谦、叶适、魏了翁、陈亮等闽学和浙学各派巨子，蔚成东阳历史上第一个理学传播高峰及重教崇文优良民风，为南宋东阳人才崛起准备了条件。它借寄于“诗文”文本传承，其影响延绵不绝直至明清，并促成东阳“教育之乡”美名称雄当今。故足以独领中国书院文化史之风骚，而与岳麓、*、丽泽、象山等南宋四大书院相比肩。
关键词：石洞书院；东阳理学；东阳人才；高峰
许谦《学校论》指出：“三代取士于学校，为致治之术；后世养士于学校，为饰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于学校废兴而已。昔者圣人有高世之虑，过人之智，举天下而经纶之，以谓非人材不足以为治。而众人者，非教诲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才，此学校所由兴也。自闾里之塾至于*庠术序国学，教以三物，造以四术，尚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其教之也，详而取之也严。是故天下无不学之人，而用者无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于人理之，而皆求备于学。故学校者，为治之原也。圣人百世之师，事不师古，而徙曰我善为治，而不本于学校，不法于三代，吾未见其可也。”[]37作为元代大理学家和教育家，许白云先生的学校高论，精当而高深。无论*府兴国学，闾里办私塾，皆为养士育人计。有婺之望县之称的东阳，素有兴学校办私塾之风，这为东阳历史上的理学准备了发展平台和人才储备。
据年《东阳县志稿》载，南宋以降，东阳境内古书院有33所，义塾2所。著名的有友成书院、石洞书院、八华书院、白云书院、横城义塾等。[2]—南宋时期的东阳能首先成为婺州学术盛兴之地，当与其在婺地首创书院有密切关系。东阳最早的书院由刚迁入当地的皇室贵族赵公澡于建炎二年（28）创建的友成书院，该书院开婺州士族创办书院之风。它比宋刑部尚书方元若于绍兴三年（33）在兰溪创办的华石书院要早5年。而由东阳新兴士族郭钦止石洞书院则是于南宋绍兴十八年(48)创建，比友成书院晚了整整20年。但石洞书院开创了南宋东阳民间办学的优良风气，引来了朱熹、吕祖谦、叶适、魏了翁、陆游等一大批理学大家，蔚成东阳历史上第一个理学传播高峰。
可见由当时地方贵族和新兴士族创建的书院，是形成婺州学术交流和讲学的最初平台，而东阳则为婺州学术思想的首播之地。乔行简、葛洪、李诚之、乔梦符，学者陈黼、倪千里、赵彦秬、马壬仲等，作为东阳吕学第一代传人，名著史册。其中，乔行简、葛洪身居要职，位至卿相，是吕学东阳的主要传人。葛洪，字容父，南马葛府人，后居城内葛宅园，师事吕祖谦。葛洪晚年荣归故里，创设义塾，延师育人。乔行简，字寿明，南宋大臣。一生奖掖后学，关心桑梓教育，曾亲自执教于南园书院。他们为东阳的理学衍播，可谓不遗馀力。
[]作者简介：顾旭明，男，.02—,浙江诸暨人，大学学历，教授，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东阳江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宋明理学及地方文化研究。
[2]本文底稿选取于作者专著《宋元时期的东阳理学》第一章，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2—3页。
一、石洞书院的历史地位
《道光东阳县志》载：
石洞书院，在县东南五十里，宋绍兴间邑人郭钦止于洞前建屋一区，题曰石洞书院。延龙泉叶适主师席，以教族人子弟及乡里俊秀。当时来往者如朱熹、吕祖谦、魏了翁、陆游诸贤，皆有题识（见胜迹）。由是石洞之名大显。其从兄郭良臣亦创建西园书院，其从侄郭溥亦创建南湖书院，郭湜之妻吴崇福创建高塘义塾，郭伯中创建青溪书院，又有籯金书院、洛阳书院，惟石洞为最。[3]25
该记载至少提供给我们三方面的信息：一是石洞书院创始人为郭钦止。二是叶适主师席，当时来往者如朱熹、吕祖谦、魏了翁、陆游等名人，且皆留下了题识。石洞因此名声大显。三是继郭钦止创石洞书院之后，其兄弟侄子辈纷纷起而仿之，长衢郭氏家族先后创建了7个书院。从中也指明了石洞书院的历史地位：“惟石洞为最”。
表：东阳长衢郭氏南宋时期创建的书院一览表
名称
创办时间
创办人
地点
师席、学生及影响
石洞书院
绍兴十八年
（48）
郭钦止
长衢石洞
叶适主师席，朱熹、吕祖谦、魏了翁等一干学者讲学，形成东阳理学第一个高峰。
西园书院
绍兴年间
（3—62）
郭良臣
长衢郭宅
吕祖谦主师席。吕祖谦《郭伯清墓志铭》有“此吾在西园所讲也”一语。
南湖书院
绍兴年间
（3—62）
郭溥
长衢郭宅
青溪书院
绍兴年间
（3—62）
郭伯中
长衢郭宅
籯金书院
绍兴年间
（3—62）
郭伯中
长衢郭宅
洛阳书院
绍兴年间
（3—62）
郭伯中
长衢郭宅
高塘书院
绍熙（47—）前后
吴崇福
长衢郭宅
钱文子主师席，钱文子应诏宰长沙，旋荐叶味道继任师席。著录者年人。
叶适《石洞书院记》：
东阳郭君钦止，作书院于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复无径，薪者给采而已。君始以意疏治，益前，阻崖壁，众不知所为，欲止。君逼视其罅，遥闻水声出空中，曰:“喜!是也!”盖凿崖百步梯级而后进，土开谷明，俄若异境。稍复深入，臻于旷平，则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坚木瘦皆衣被于其上；水之飞湍瀑流,而蕉红蒲绿皆浸灌于其下。潭涧之洼衍，阿岭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钓可弈，巧智所欲集，皆不谋而先成。君又荫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绚其阳，左右面势，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阴晴早暮，姿态备矣。群甚乐之，以为山水之美千载而潜，譬犹赵璧隋珠，璞于外而韫于中，其一日忽彰，何民武陵、天台，显于今而于昔也。既而叹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于访吾庐，非赐余者，吾其可自奉而游!将使子孙勤而学于斯，学其可以专，盍使乡里之秀并焉!”于是度为书院，礼名士主其学，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储洞之田为书院之田，而斥洞之山为书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诸子修之不废，而津请余（之）为记。
嗟夫!郭君远矣，以学易游，而不以物乐厚其身；以众合独，而不以地胜私其家也。自君之为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难，传之之久也。游之兴废，家之盛衰占焉；学之兴废，人之盛衰占焉；学不待地也，萤窗雪屋，苟取尺寸,而圣贤之业可成矣。学以右意为始，以尽力为终。今夫悉其聪明，传之文字，深已造于性命，浅亦重于科举，而不能知期间，则犹为无所始也，将何以终之乎?君之子孙与其乡人必勉之!使之玩云岚，挹泉濑，心形洁清，以始终其学，而卓异豪杰之材出焉。然则学虽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学也。
庆元四年（98）十一月十四日记。[3]25
叶适是记，平铺直叙，只从五十年前郭钦止如何开创石洞书院始，延绵半个世纪，钦止诸子郭津、郭浩等继承父志，修之不废，使乡里学子或“深造于性命”，或“浅重于科举”，而卓异豪杰之材出焉。叶文慢慢道来，文风朴实得很。看似无多大考据价值，实则意义重大。一是坐实了当时为永嘉学派领袖的他，确实掌石洞师席。二是其时间是在庆元四年（98）。历史上的庆元四年（98），正是“庆元*禁”要紧时期。“庆元*禁”始于庆元元年(95)，直至嘉泰二年()结束，历时7个年头。庆元三年（97），伪学之禁不断升级。《伪学逆*籍》出炉，入籍者有59人。其中有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4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等3人；余官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等3人；武臣皇甫斌等3人；士人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8人。[4]而第二年，即庆元四年（98），入《伪学逆*籍》的叶适即被邀请至石洞书院掌师席。由此足见长衢郭氏的胆识。
《东阳市志》也有载：
石洞书院：南宋绍兴十八年(48)郭钦止创建，延聘叶适执掌师席。朱熹、吕祖谦、魏了翁、陈傅良、陆游等先后往来其间，或讲学论道，或切磋交流，并留下题识。宋庆元四年(98)，朱熹第四次到东阳，客居石洞，改定《大学章句集注》，《诚意章句集注》尤多删正。朱熹篆书“石洞之门”四字，镌于书院东北石壁。学子来自山东、江西、安徽、江苏、湖南及省内宁波、天台、金华、衢州各地。自宋历元、明，书院续修整葺，代不乏人。明中叶，朝迁令毁天下书院，石洞遂芜荒于荆蔓草丛之中。清嘉庆三年()，郭氏合族重修，并创建新舍，以祀朱(熹)、叶(水心)二夫子(《长衢郭氏宗谱·文集·顺斋公附祀石洞书院序》)。清同治七年()，郭氏子孙又鼎力重建。钦止后裔，明代郭鈇编纂《石洞贻芳集》，清代郭仲儒编纂《贻芳续集》，均收入《四库丛书》总类存目。[3]63
两志记载指明了石洞书院在东阳理学史上的地位。
一是郭钦止创石洞书院，延龙泉叶适主师席，以教族人子弟及乡里俊秀。当时来往者如朱熹、吕祖谦、魏了翁、陆游诸贤，皆有题识（见胜迹）。年版《东阳市志》还增加了“朱熹曾四次来到石洞书院，并在这里‘改定《大学章句集注》，《诚意章句集注》，尤多删正’”。该内容疑点颇多，但不管朱熹有没有到过石洞书院，他与该书院及郭氏家族的确关系确实存在，而且石洞书院也的确迎来了叶适、吕祖谦、魏了翁、陆游等一干理学大家，使东阳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理学高峰。
二是石洞书院“自宋历元、明，书院续修整葺，代不乏人”，形成了“石洞书院文化”现象。长衢郭氏后裔“明代郭鈇编纂《石洞贻芳集》，清代郭仲儒编纂《贻芳续集》”。这两本书是“石洞书院文化”现象形成的主要载体和标志。“石洞书院文化”历宋元，其影响延绵至明清。
二、石洞书院掀起东阳理学第一波发展高潮
石洞书院在东阳理学发展史的主要贡献有：
一是开创了南宋东阳民间办学的优良风气。石洞书院创始人是长衢郭氏家族的郭钦止，实际上长衢郭氏重视教育肇始其父辈郭彦明一代。南宋时期的长衢郭氏族应属于东阳“新兴士族”。美国社会文化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在分析中国南宋理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曾说：2世纪，“地方上原本富贵的家族开始投资教育，并逐渐转变为士族。……这一点可以从浙江东阳县一个郭姓家族的经历得到印证。据这个家族的一个生活在2世纪中期的友人透露，郭家在郭彦明那一代发迹。”[5]33
长衢郭氏家族最为可信的起源，是在郭钦止、郭良臣、郭良显的曾祖父一代。根据诸多史料记载，其曾祖感，祖招。郭招有二子，郭知言、郭知常。郭知言一系，史料对其记载较少，知其有子七人，郭钦止其长子。[6]郭钦止，有郭津(字希吕)、郭浩(字希孟)二子。史料对郭知常一系的记载比较群细。知常字彦明，陈亮《东阳郭德麟哀辞》载：“往时东阳郭彦明徒手能致家资巨万，服役至数千人，又能使其姓名闻十数郡。”[7]知常有二子郭良臣、郭良显。已经拥有一定财富的郭氏家族，虽算得上当时东阳望族，但其社会地位仍然没法与南迁的士族如来自皇亲的赵公藻等世家巨族相匹敌。一旦触犯法律，*府与那些皇亲士族即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7]于是，郭氏家族的精英分子就把目光投向了教育，通过创办书院教育培养下一代，“欲使之为士，而不欲使之流为工商，降为皂隶，去为浮屠老子之徒。”[8]24
长衢郭氏自郭钦止创建石洞书院后，其从兄郭良臣创建西园书院，其从侄郭溥创建南湖书院，其堂弟郭伯中创建青溪书院，郭湜之妻吴崇福创建高塘义塾，还有郭氏洛阳书院等。十里长衢私人办学、民间助学蔚然成风，书院义塾林立，遂成为有口皆碑的教育圣地。由此，蔚成东阳重教崇文的优良民风，迄今尤烈。东阳县学创建藏书阁，钦止捐财赠书助其成。陈亮称其父子三人为“东方学者”，是“学之初兴”的有力创导者。[9]69—70
二是引来了一大批理学大师，蔚成东阳历史上第一个理学传播高峰。《宋元学案》卷四十《横浦学案》载：
郭钦止，字德谊，东阳人。从横浦游，轻财乐施，乡井赖之，辟石洞书院，延名师以教子弟，拨田数百亩以赡之，后进多所成就。县学创书阁，先生助之财，又置书籍输之。[0]
《道光东阳县志》卷之十八《人物志六·义行》载：
郭钦止，字德谊，东阳人。从横浦游，轻财乐施，乡井赖之，辟石洞书院，延名师以教子弟，拨田数百亩以赡之，后进多所成就。县学创书阁，欽止助之财，又置书籍输之。朱熹铭其墓曰：“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阶于一命，志四方之远而行不出于乡。然而子弟服师儒之训，州闾识逊悌之方。霍然其变豪杰之窟，焕乎其辟礼仪之场，是则其思百世而长，弗替绳之有永弥昌。”子津，字希吕，浩，字希孟，尝从朱吕游。[3]—
上述文字主要介绍了郭欽止学从横浦。横浦即张九成，字子韶，钱塘人。从学龟山（杨时），却异于龟山。《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序录》载：
祖望谨案：明道喜龟山，伊川喜上蔡，盖其气象相似也。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自出。然龟山之夹杂异学，亦不下于上蔡。[0]
横浦之学出于杨时，即与朱熹、张栻、吕祖谦同门。可见，郭钦止在当时学界地位不低。故而，当其创建石洞书院时，朱熹、吕祖谦等当时的理学大师门“先后往来其间，或讲学论道，或切磋交流，并留下题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永嘉学派的思想代表叶适亦被延掌师席，“郭钦止……慷慨好施，辟石洞书院，延名师训子弟，宾接贤士大夫无虚日。其时为之师者，则龙泉叶适，继之者为括苍汤致。”[]
总之，石洞书院当时吸引的理学名家之中，有闽学宗师朱熹，婺学鼻祖吕祖谦；永嘉学派首庸陈傅良、叶适，永康学派领袖陈亮；还有大诗人陆放翁。石洞书院确实荟聚了一批学界巨子。
更值得一提的是，郭钦止于绍兴十八年(48)创建石洞书院时，正值南宋官方第二次禁止道学高潮之时。第三次道学禁止“庆元*禁”，始于庆元元年(95)，直至嘉泰二年()结束。朱熹，陈傅良、吕祖谦、叶适等皆入籍逆*，他们的著作遭到禁毁，人也被发配驱逐，甚至还有人要求斩杀朱熹。一时之间，各派弟子中，“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2]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作为理学和理学家大本营的书院倍受冷落。但郭钦止长子郭津，却于庆元四年(98)冬天，在韩侂胄的眼皮底下于东阳石洞书院，与所谓“逆*”自要及其追随者一起，干了一件感人极富有象征意义的事情，那就是为石门书院作记。倡导“性命之学”于严禁之中，自标门户，其追随理学的忠勇之气，其坚守书院讲学的远见卓识，皆令人钦佩。正是这些人，使理学和书院薪传不替，维命于危难之中。[3]从另一个角度看，或是*禁才为郭钦止们提供了一个聚集名人的好机会。郭钦止与郭希吕之举，赢得了朱熹等人的赞誉。朱熹在《郭钦止墓志铭》中，称其“才百夫之特”“志四方之远”“霍然其变豪杰之窟，焕乎其辟礼仪之场”。
三、石洞书院为南宋东阳人才崛起创造了条件
石洞书院的创建及其教育活动开东阳民间办学之先，为东阳迎来了历史上理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同时为东阳人才迭出，准备了教育上的条件。南宋东阳地方官僚士族和新兴地方士族，在“科举入士”理念引领下，通过创办书院而引来一批当时理学大家，使当时的理学风气蔚然直上，以致名家屡出。
考之东阳氏族大姓，大由北方直接或辗转迁入。早期入迁的有东汉末期的斯氏家族，三国时期的许氏家族，魏晋时期厉、单、郑、胡、蔡氏家族。各氏族的繁衍，唐代以舒、滕、冯氏家族为最盛，宋以何、乔、厉、马、葛氏等家族最盛；宋室南渡后，卢、赵、李、张、吴氏等家族崛起。至清代聚族最盛者，则为卢、赵、李、吴、王、陈、张、金、马、杜、韦等。[2]27这些氏族聚族而居，以宗谱为核心，依托庙宇、宗祠、讲堂，构成以村落为单位的社会基层组织。唐代东阳，厉文才、冯宿、舒元舆，南宋乔行简、葛洪、马光祖、李大同家族，均盛极一时。南宋以来，有“三大宅”“四名家”“五府”之说。“三大宅”，即路西陈宅、长衢郭宅、横城贾宅，以在乡而言；“四名家”、即东李、西乔、南俞、北杜，以在城而言；“五府”，即乔行简、葛洪、李大同、何梦然、马光祖府第，以官爵而言。明清，卢宅卢氏、巍山赵氏家族聚居最盛。[4]
宋保佑二年（）邑令何宗社主修的《保佑东阳县志》，庆元二年（96）任东阳县令的尤槩之子尤焴有序。尤焴《保佑东阳县志·序》的最大特色，是以自己的亲历，记述了东阳自庆元二年（96）至保佑二年（）近60年间，东阳人文尤其是人才方面的巨大变化。尤焴说：
“今志叙先达姓名中不识者盖鲜，然士（注：疑为类字）昔未显而后顿盛，自相位以次皆有其人，从右科进者亦必著勋绩。或谓先君去后数年，东阳江大水，北溪交合，山川形势转移，轩冕冠盖者由此遂大兴。”[3]2
南宋东阳进士“崛起”式出现，是一个值得文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