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与骑驴
——记东瀛版陆放翁《入蜀记》两种
读书人大多藏有放翁《入蜀记》，现在一般简体通行注本也多，暂略去不谈。过去我一直都是在旧藏三卷精装《陆放翁全集》（繁体竖排铅印本，中国书店，版）里读这篇千年名作。后来遇到善本书，我特地又专门收藏了以下两种：
一、线装和刻本《入蜀记注释》（全二册）：东阳-大槻诚之注释，东京松山堂书店发行，明治十四年一月七日版，明治二十六年十一月再版（—），原藏者“白井”。
二、日文译本《入蜀记》：译者米内山庸夫，与范成大《吴船录》及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三种合订，译者钤印藏本，大阪屋号书店发行，昭和十九年二月版（），原藏者“狗熊”。
先说第一种。年是明治维新以后东瀛走到了关键的一年，因第二年，便爆发了甲午战争。明治时代的日本，已经受到西洋文化冲击。而老一代的日本知识人，则大多是受汉学影响的。如大槻诚之（大槻东阳）便是明治时代的汉学家，他还编注过《四书集注》《汉书评林》等和刻本中国古籍。他的“注释”，类似眉批，比较详细地阐释了一般日本读者不了解的中国文化常识。除了放翁伟大的原文，此《入蜀记注释》最有意思的，窃以为便是大槻诚之写的小序。序是以他的书法手迹刻印的，文章很短，篇首钤印取《周易》“鸣谦”二字，现抄录其序如下：
贤人君子之处世也，穷达皆有所为焉。仕而在朝，则致君，以佐治天下；贬而在边，则致民，以变化其风俗。非徒浏览山河，所适啸歌而已，盖穷与达皆不忘斯世斯民焉耳。宋陆务观之通判夔州也，入其境，悉记其山川秀丽，民俗敦朴，都邑修缮，以及稻鱼茶笋酒浆之类，靡不笔之于书。将以考其险要，志其繁庶，详其生产，征诸古，核诸今，足以备輶轩之採焉。且令后人览是记者，蜀州之山川民物，瞭然如目睹也。是岂物所为而为之乎？亦岂常人所能为乎？余屡读此书，而患版本漫灭，原刻久亡，近偶得一本于坊间，文字明晰，因加小注于上，以付剖判，聊以补文苑之阙具也。刻成，喜叙数行，以冠篇首，时辛已肇春。东阳大槻诚之撰。
由此序言所得信息有二：其一是大槻诚之很喜欢读《入蜀记》，且汉学功底很好；其二是《入蜀记》在十七世纪后期的日本已很少见到善本，所谓“版本漫灭，原刻久亡”——但我以为这可能是大槻的一家之言而已，因明治时期早期似有很多和刻本，且皆为类似巾箱本的那种线装小开本，只是没有注释——所以大槻得到一册后，便亲自加注释，然后付梓再版了一次，而且序言基本把放翁之精神说清楚了。
第二种《入蜀记》之日文译注本，是三种日记之合订本。其实这个版本我在九十年代中叶于北京隆福寺旧书店曾见到过，奈何当时囊中羞涩，遗憾未购。多年后又再次买到时，品相倒比隆福寺那本好很多。除了封底版权页上有译者米内山之钤印外，扉页上还有一枚昔日藏家之印，曰“狗熊”。这个词，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有些好笑，但确是日本的真姓氏。日本苗字姓氏，多有来自自然风物者，如姓山猪、野鸡、猪濑、犬养等，狗熊也常见。只不知当年藏家名字，更不知此书是怎样流入中国旧书肆的。趣在狗熊象征凶恶，也象征怯懦，故我常戏称此本为“狗熊版入蜀记”，聊以作寒窗解闷之言。
此书除了收录《入蜀记》《吴船录》外，还收录了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竹添是从天保到明治之间熊本人，汉学家兼外交官，本名竹添进一郎，字光鸿，井井是其号。他当时曾作为领事前往中国，在北京公使馆任职。明治九年（公历年，即清同治十年，这一年光绪帝出生），他们一行三人（其中一位是中国人）曾从清朝的北京出发，前往巴蜀等地游历，《栈云峡雨日记》便是写于此时的、模仿放翁风格的汉语作品。期间竹添还游历过三峡、洛阳、西安、从秦、蜀之栈道到成都，又南下重庆，然后顺着长江一直到上海，考察过不少地方。意外的是，此日记之首，是由李鸿章作叙，俞樾、锺文烝作序，篇幅很薄，代前言之人却阵容强大，又与放翁、石湖二人之元典并行，可见当时对其之重视。据编者介绍，此书当年的确被李、俞等人看好，在中国也得到广泛的赞誉，所以才为之做序。竹添之书本计三卷，日记两卷，另还有一卷是他当时的诗草，可惜本书未收入。竹添离开中国后，又去朝鲜做过公使，然后辞官，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汉学与经书。晚年则又告别了粉笔生涯，归隐于小田原，读书著述，还写有《左氏会笺》等书，大正三年获学士院奖，受文学博士，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而米内山版放翁、石湖、竹添三人书之合订本《入蜀记》，则出版于昭和十八年，即年，这是日本太平洋战争失败并走向衰亡的重要之年，众多残酷的战役导致局势急转直下，败局基本已定，但对仍在准备与中国打仗（豫湘桂战役）的日本普通读者而言，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化意义，未可尽知。不过，亦由此可见此书在东瀛之影响深远。
《入蜀记》我为何要买好几种？这不仅乃因我儿时与巴蜀那点老关系，每读之常有哀三峡山川毁灭之叹，及放翁文字对我有难以磨灭的吸引与记忆，也因刻本或日文版装帧的古朴魅力。如此好的书，至今为止，大陆却始终未有一册从装帧到校注都精美的版本，大多数简体注解版都太粗鄙了。线装本虽是和刻本，米内山版虽是合订本，但其古旧书温润之美，却令人着迷，仿佛放在书架上不看，也似拥有了其中的全部风光。米内山版还附有一两张当时的插图，是重庆地图与夔州地图，这对我这个早年在重庆生活过很久之人而言，也算是一种很新鲜的图像吧。
（米内山版《入蜀记》插图：重庆）
放翁《入蜀记》虽是游记体，但在宋时笔记里，却算是很长的一篇随笔了，也是此类汉语游记开山之作。宛如放翁一个人的“出埃及记”，他起首便言自己是久病初起，夏日从绍兴出发，一路泛舟向西，期间水路旱路共走了五个多月，一百六十多天。古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因山林结构复杂，盆地民风剽悍，巴蜀始终具有诡谲的地理魅力，而那些在猛川飞逝间浮光掠影、舟船劳顿、夜泊客栈、起伏波涛之间，并顺便洞察沿岸幽微历史与应征古人诗性生活的日子，历来会给人以避世之境与幻化之想——尽管陆游本只是去上任的。放翁一路上记录了行船、诵经、杀猪、读碑、寺观、植物、水寨、祭祀、民风、食物、雨雪、险滩、艄公、渔火等不计其数的细节，在此绝难以尽数。放翁书中曾引唐人刘宾客（禹锡）诗：“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回”，堪称精准。因巴与蜀本是两种文化（巴指以重庆为中心之南川，蜀指以成都为中心之北川），但在放翁书里，两种文化则从一个远客的角度与语言追击中合二为一了。《入蜀记》最后抵达的地方夔州（故属*城丰都，现属重庆所辖），其实夔门只能算入四川的长江之门户，而非真正的腹地。只是这一路的美好记载，水雾蒸腾，山川静气，却令人感觉似乎已入川了。而且，在《西游记》出世之前，中国还没有类似《小拉萨路》或《堂吉诃德》那种西方流浪体小说，更没有现在的所谓“公路片”艺术。《入蜀记》作为一种朴素的漫游文学，却在陆放翁的随笔挥洒中，达到了类似意识流的、不断变幻的美学，甚至有日记体小说般的现代性语境，此尤其难能可贵。
因放翁为此漫游日记时，每日灯下长短随性，偶有所发，或直击旧宋山林风光，野寺孤侣，灌顶惆怅；其每到一处，触景感怀后，当时人与事物便栩栩如生，再旁征博引前人诗句，信手拈来，如鎏金点缀名器，辉耀于笔墨之间，令人恨不能与之并杖登山，同舟击浪。此书每于无聊时捧读，无论何时，都可如亲历北宋灭亡后之古老中国民间气息：风物娴静，却已深藏山河破碎之痛，船行淡泊，却似极尽忧思难忘之悲。好的文学都具有一定的符号性，《入蜀记》也不例外，即虽然时过境迁，其文献性倒次要，重要的是它始终有一种“一切都已过去了，却又历历在目”的象征性，譬如今天，譬如此刻。
另，放翁诗极多，《剑南诗稿》在过去读书人的概念中，其实差不多具有“第一宋诗”之印象，因连苏轼也似乎是“词胜于诗”。清时曾国藩、李鸿章编校《十八家诗钞》，历数古今最重要的诗人，宋代仅选了东坡、山谷、放翁三人而已（放翁诗词复杂，九千三百多首，近代人因历史观错位而多有误读，容将来再详谈）。如果说《入蜀记》是放翁最好的一首长卷史诗或散文诗，那么其短制名作《剑门道中遇微雨》，便可算是他一则最小的《入蜀记》了。所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聊聊四句，个人性情、难言痛苦与兰波式对“生活在远方”的渴望顷刻迸出，对生命、诗与存在之怀疑亦昭然纸上，而剑门关作为巴蜀北路上的狭窄葫芦口，则像是朝放翁打开了一扇解脱之门。细雨骑驴，乃古籍古画中常见之古人形态。显宦常骑高头马，幽隐孤愤急跨卫。后两句虽祖龙于唐人郑綮之“灞桥驴背”，但驴本是逸人高士之坐骑，对一生心境失落的放翁而言，再合适不过。二十八年前，我因拍纪录片，也曾路过剑阁南边之剑门关，碰巧当天也赶上了下雨。那时的剑门未有太多拆建，原貌尚依稀，山野嶙峋，雄关陡峭，颇能感受当年放翁心境。再往远些回忆，我也曾于年夏日，随父坐客船从重庆顺江而下，一路直达上海，期间数日或近一周，皆泛舟于长江群峰之间。当年扬子江两岸尚与古时区别不大，所有古迹、洞窟、纤夫、号子、渔舟、奔腾的旋涡、岸边小县的清苦与山顶破败的茅屋犹在，恰似放翁书中人物，跃然江上。张飞庙前悬棺恨，兵书峡中怪石嗔，赤壁凌空二三血，少年跌宕帆舷沉。因那一次出川，其实是与巴蜀渝州父母旧家之告别，故也是深刻影响我一生的游历，是一场我一个人的“出蜀记”。如今三峡尽毁于水下，而此数千年往事与早年私人记忆，却同时浮上心头，便仿佛成了与《入蜀记》完全相反的一个镜像。于是每读放翁此书，便成了一种“回家”。
（米内山版《入蜀记》插图：夔州）
总之，无论泛舟还是骑驴，放翁作品都带有以隐逸之心写烈士之意，这也是他在东瀛特别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