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的狱中来信：漫长的11年
文章导读：吴英如何看待减刑？如何看待“罪与非罪的问题”？狱中的吴英鲜有机会向外界披露她的真实想法。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
北京报道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年第14期)
年3月2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审理吴英减刑一案，并当庭作出裁定：将罪犯吴英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年2月7日，吴英在北京机场被来自浙江省东阳市的公安人员带走，同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两次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最高法未核准死刑，于年5月21日，改判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年7月，浙江省高院作出裁定，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
11年来，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一直为案件奔走申诉，并主张吴英无罪。3月23日的庭审结束后，吴永正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吴英案，他唯一在意的是“罪与非罪的问题”。他说：“从死缓减刑到无期，再到有期徒刑，更像是程序，对我没有太多实质性意义。”
吴英如何看待减刑？如何看待“罪与非罪的问题”？狱中的吴英鲜有机会向外界披露她的真实想法。
年3月27日凌晨两点，吴永正仍未入睡。他正忙着整理吴英这11年从狱中寄回的家书。当天中午，他将信件交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些信件，时间跨度从年吴英被捕至今，她最初被看押在看守所的5年中，只能寄出明信片，其他均为普通信件，粗略估计有近10万字。记者摘录下其中的片段(编者注：文中楷体部分均摘录自信件原文)，其中既有吴英对案件的看法，也有11年来她的心路历程和对部分狱中生活的记述。
“出去直接去养老院”
现年37岁的吴英，如果此后不再减刑，25年后出狱时将满62岁(编者注：刑法第八十条规定，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吴英在寄给家中的书信中曾几次谈及刑期的问题。
“明年五月份我就要减刑了。对于减刑的法律条款，我还是有些疑异的，想去最高院争取一下，这里关乎我七八年的刑期，无论什么事都要争取一下。爸妈年纪都大了，让他们多等我七八年团圆，我怕他们等不到。”年10月21日，吴英在信中写道。
“接见时，姑姑问我什么时候减刑。我告诉她说五月份呈报减刑，减为二十五年，她们惊呆了，嘴张得大大的……表妹丹丹说：‘那你出来都快六十岁了，怎么办？’我说：‘还能怎么办？出去直接去养老院呗。’丹丹又说：‘养老院要交钱的，你又没保险，又没养老金。’——的确，她这句话说得一点都没错，到时候我该怎么生存？”年4月28日寄出的信中她谈到60岁后出狱时的彷徨。
关于出狱时的年龄，吴英最乐观的一次估算是54岁，年3月10日寄出的信上写道：我今年36岁(编者注：虚岁)了，明年5月份改判有期徒刑，改判为25年有期徒刑，之后表现很好、政策不变坏的情形下(二年减一年，25÷3=8余1，8×2=16，16+1=17年)，37+17=54岁。也就是54岁那年，是我刑满释放的那年。54岁，我已经是个老年人了，出去了又没钱，又没家，又脱离社会三十年了，还能做什么？
九死一生的经历
年1月18日，浙江省高院二审驳回吴英上诉，维持死刑原判并报最高院核准。年4月20日，最高院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省高院重审。在等待二审判决结果，以及死刑复核阶段，吴英经历了可谓九死一生的一段时间，以下摘录的是她事后的回忆：
你们知道我的心里有多苦吗？特别是二审维持原判之后到最高院复核这一阶段，我甚至连你们的一点消息都没有，没有律师，没有人沟通，就靠自己一个人没日没夜地钻研法律书。你们知道我写了多少字的申诉书吗？足足有上百万字的申诉材料，民事、刑事的我都写了。我交到金华中院、浙江省高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都是石沉大海，但我还是没有放弃。当时我多希望能有律师来见我，把这些申诉材料带出去转交到爸爸的手里，可是律师始终没来。我就一个人博弈，甚至和最高院复核庭的法官大吵，我问他们为什么一审法院认定的这十一个被害人既做证人又做被害人，为什么我的民事案会在刑事案一审开庭前就审判，问他们为什么办好房产证的房屋买卖会出现房屋面积有误差5%的现象，这是明显不合常理的，也是不可能的……(落款日期为年7月29日)
吴英在信件中，经常流露出沮丧的心情。吴英的妹妹吴玲玲认为，狱中生活是外面的人很难体会的，写信成为吴英排解情绪的方式之一。她告诉记者，相比他们寄给吴英的信件，吴英寄出的信件更多、篇幅更长。
吴英曾在一封信中描述过自己等待二审判决结果时的心情：二审开庭之后，迟迟不下判决的结果，我的心变得很浮躁，一点求生的欲望都没有。有一位同犯出监后给我送了一双坡跟的凉皮鞋。出监前她和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吴英，不管怎样我都会给你送一双合脚的鞋子。别人不知道你的辛酸，是因为别人没和你一起生活过。我知道你很坚强，戴脚镣过两年多的囚牢更是不容易。我也不知道你的结果会不会改判，希望我能找到一双合你脚的鞋子，让你在最后的一程走得不要那么辛苦。”本以为她是随口说说的，谁知道出监后她真的给我买了一双最适合当时我戴脚镣走路时穿的鞋。除了感动，最让我铭记的就是我又莫名地更加坚强。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坚强，要活下去。这么多年我的精神没垮掉，没崩溃，是因为我知道在这世上至少有我的爸、妈、妹妹以及那么多我并不认识的好心人在关心我、支持我。我还有这么一块可以信赖、可以依赖的后方，这就是我的最大精神支柱。(年4月28日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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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父女关于案件罪与非罪分歧
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偶尔我照镜子，摸着自己日渐松弛的腮帮，原本精气充足的心绪骤然黯然下来……自己幼年时是什么模样，自己一点都不记得了……爸，我知道你为了我的事四处奔波，什么事都一个人扛，或许抽烟、喝酒是您解忧的方式，但还是适量为宜。(年6月3日寄出)
11年来，吴英半数以上信件都提到希望父亲减少抽烟喝酒。吴永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从10多岁开始抽烟，很难戒掉。吴玲玲则对记者说，抽烟喝酒是吴永正排解压力的主要方式，而且他很难在这方面听取旁人的建议。
这种固执在吴英的信中有所提及，她提到自己遗传了父亲吴永正的性格。吴永正承认，自己和吴英都比较固执。这使他们对案件的分歧一直存在。
多年以来，吴永正坚信吴英是无罪的，几位代理律师也坚持为吴英做无罪辩护。吴永正甚至多次表达出“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想法。今年3月23日的庭审结束后，吴永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吴英从未有过认罪。
但狱中的吴英常有更务实的想法，无论以何种方式，她希望早日重获自由，并试图说服父亲吴永正：
现实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不考虑。我已经被关押六年了，他们也不可能判我无罪，双方都要找一个台阶下，最关键的是怎么能让我早日出去。所以我不去提是否有罪，或是构成什么罪，我只是去驳为什么一审、二审法院的罪名认定是错误的……打个比方，假如法院改变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判我六年的刑期，那么我就快出去了。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对于这几年经受的苦和磨难，就当是我未来人生的“养分”吧。(落款日期为年11月15日)
真的，我不同意再做无罪的申诉，不管怎样无罪，结局也是早出去，做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定性错误量刑不当，我也很快能出去了。只不过本色没有了，没关系的，我可以再造一个本色。有些事发生了再也回不去了，你们也不希望我近六十岁才出狱吧。(落款日期为年1月30日)
吴英不承认集资诈骗，但年4月7日，吴英在二审时当庭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