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吴晓波新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万家，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到年，这一数字约为万家。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每天新增私营企业约一万家。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从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
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农村能人草创时期
历时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崛起运动——改革开放，启兆于对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告别，它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了争议，因而并无“蓝图”可言。
不过，其发起的路径则是清晰的：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
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
社队企业的代表人物：
禹作敏——天津，静海大邱庄；
吴仁宝——江苏，江阴华西村；
王宏斌——河南，临颍南街村；
徐文荣——浙江，东阳横店村。
上述“一庄三村”，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工业经济改革典范，此四人均为村级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经营赢利的双重职责。
除了这一特殊模式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具有行政身份，是村级或县级工厂的负责人
鲁冠球——浙江，萧山万向节总厂；
沈文荣——江苏，张家港锦丰轧花剥绒厂；
步鑫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
何享健——广东，顺德北街办塑料生产组。
尽管这些人所创办的企业被统称为“乡镇企业”，不过在创建模式上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别，后者更符合经典意义上的企业组织。进入90年代之后，后者中的大多数完成了产权改制，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
第三类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失地农民或“坏分子”家庭，具备草根创业的特征。在早期，因为鲜明的私人资本特征，遭到激烈的公共争论，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击：
年广久——安徽，芜湖“傻子瓜子”；
温州“八大王”——浙江，温州的生产或贸易从业者；
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四川，新津鹌鹑养殖。
在对外开放领域中，率先出现的是香港商人，这与深圳特区的创建和华南地区的开明治理有关。一个非常隐秘的事实是，这些进入内地发展的香港商人中，有相当比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归。
-：工厂管理启蒙时期
从年起，城市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承包制被大规模引进——即所谓的“包字进城”，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人员、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成为新的创业者族群。
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在这一年，一批极富个性的城市创业者集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人，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柳传志——北京，联想公司，“贸工技”模式的代表；
张瑞敏——山东，青岛海尔冰箱厂，“工贸技”模式的代表；
王石——广东，深圳万科公司，贸易及专业化经营的代表；
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中国最早的资本运营模式的代表。
随着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执行，企业创新的主流区域集中于沿海各省，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
苏南模式：以乡镇及县市集体经济为特征，包括了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东北部（杭州、宁波、绍兴）的主流企业发展路径。
代表人物有：
周耀庭——江苏，无锡红豆，服装；
蒋锡培——江苏，无锡远东，电缆；
李如成——浙江，宁波雅戈尔，服装；
郑永刚——浙江，宁波杉杉，服装；
宗庆后——浙江，杭州娃哈哈，饮料。
温州模式：以私营经济为特征，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与苏南模式相比，在整个80年代，温州模式一直饱受争议，也是最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支。
代表人物有：
南存辉——浙江，温州柳市正泰，低压电器；
胡成中——浙江，温州柳市德力西，低压电器；
王振滔——浙江，温州永嘉奥康，皮鞋。
珠三角模式：这一模式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部分地呈现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因地方政府的开明，这一流派的企业非常显赫和引人瞩目，其产业较集中于食品饮料市场，有“珠江水、广东粮，北伐全中国”的说法。
代表人物有：
李经纬——广东，三水健力宝，饮料；
潘宁——广东，顺德科龙，电器；
何伯权——广东，中山乐百氏，饮料；
李东生——广东，惠州TCL，电器。
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这一时期还零星地出现了大学生及科技人员下海经商的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性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中国式成长模式。
代表人物有：
任正非——广东，深圳华为，通信设备；
段永平——广东，中山小霸王，学习机；
王文京——北京，用友，财务软件服务。
这一时期的企业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为了满足短缺的消费市场，从国外引进大量的生产线。
其二，民营企业的成功集中地发生在“吃穿用”——饮料食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三大领域。它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型，推动了民生产业的快速扩张。
-：品牌营销狂飙时期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真正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世俗狂欢时代，下海经商成为人们的主流生存选择。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整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是从年开始的。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学院校、中央及省级党政机构就职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年之后纷纷下海经商，其内心均有浓烈的社会改造情结。他们后来发起创办了亚布力论坛。
代表人物有：
陈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泰康人寿，保险；
田源——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金融；
冯仑——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万通，房地产；
郭凡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慧聪网，电子商务。
大学生下海派：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92派”不同，这一部分创业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们更带有经商的主动性和纯粹性，并没有政治上的抱负。
代表人物有：
史玉柱——广东，珠海巨人，电脑汉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广东，珠海金山，软件开发；
郭广昌——上海，复星，市场调查、房地产；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充电电池。
整个90年代的中后期，是民族品牌大规模崛起的阶段。经历了十多年的产能扩张之后，短缺经济迅速向过剩经济转化，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从生产能力向营销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
在前两个时期出现的企业家群体中，凡是在市场化运营上出色的人，都成了“英雄”。他们惯用的“武器”有两个，一是倡导国人用国货，二是价格战。到年前后，他们在家电、服装和饮料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非常激进的营销型企业家。他们围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实施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一度主导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潮流。他们又被称为“营销狂飙派”。
代表人物有：
吴炳新——山东，济南三株，保健品；
倪润峰——四川，绵阳长虹，电视机；
胡志标——广东，中山爱多，VCD；
姬长孔——山东，临沂秦池，白酒。
如果说上述企业家在商品营销上大放异彩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创业者开始通过渠道模式的创新变革，成为他们的“革命者”。这些人在本时期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新的主导型力量。
代表人物有：
黄光裕——北京，国美，家电连锁；
张近东——江苏，南京苏宁，家电连锁；
袁亚非——江苏，南京宏图三胞，IT连锁；
车建新——江苏，红星美凯龙，家居连锁；
王卫——广东，深圳顺丰，快递配送；
“桐庐帮”——浙江，桐庐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快递配送。
-：资本外延扩张时期
在经历了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三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其一，制造业由内需主导向外贸主导转变；其二，商品房制度诱发地产热；其三，城市化建设推动能源及重化产业蓬勃发展。
在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企业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迭代。
在景气红利的陡变之下，制造业面向内需市场的创新变得乏力，“利润如刀片一样薄”（张瑞敏语）。与此同时，渠道商的力量爆发，进一步剥夺了制造业品牌商的利润空间，黄光裕曾在年、年和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的大陆首富。依靠成本和规模优势的“中国制造”（MadeinChina），迎来黄金十年。
“中国制造”派：
郭台铭（台）——富士康，电子产品组装；
“义乌帮”——浙江，义乌，小商品；
“绍兴帮”——浙江，绍兴，纺织印染；
“东莞帮”——广东，东莞，服装及电子产品；
“泉州帮”——福建，泉州，运动休闲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房地产和涉足钢铁、机械装备业的企业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这十年里，越是激进、越敢于反周期投资的企业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回报，除王石、沈文荣等人之外，下述企业家在未来的表现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