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
——评王爱松的《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李保森
文学史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著述体例，同时也是权力关系的体现。
各种文学史：
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有旷新年的《：革命文学》、钱理群的《：天地玄*》、李书磊《：走向民间》等著作；
以文学流派为研究对象的，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陈思和与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等；
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广告为中心》；
以地域为研究对象的，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囊括了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等著作；
以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的，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有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陈顺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著作。
王爱松：《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列入“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一、“京海派论争”的文学史意义
“京海派论争”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桩著名公案。以一九三三年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对当时文坛上的种种不良现象提出批评为肇始，曹聚仁、苏汶、徐懋庸、阿英、鲁迅、徐诗荃、姚雪垠、师陀、韩侍桁等人纷纷著文予以回应或发表个人观点，很快使这场论争成为当时文坛的热点事件。从研究思路和处理方式来看，王爱松的《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对其论述对象的选择，既要自身具有足够的丰富性、典型性，同时也要具有辐射性、联系性，才能使研究者做到以小见大，在细节中呈现历史的面貌。
“京海派论争”即具有这种研究范式所要求的典型性，不仅仅是因为这场论争涉及范围之广、牵扯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且参与论争的多为一时名流，更因为这场论争所涉及的文化命题含有突出的历史过渡色彩，既是以往南北地域文化之争的现代演绎，也是后来南北文化不断融合的重要契机。
具体而言，这部著作凸显出以下三个重要特征：“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和处理方式；注重历史的丰富性、动态性和完整性；突出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应当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史视野中，从而充分考察文学史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联系。
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和处理方式
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前提即是认为历史上发生的现象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一个动态生成与拓展的过程。具体到这一论争中，就演化出“京派”、“海派”的概念是如何生成的、它们有着怎样的内涵、代表了怎样的文学风气、又有哪些具体的人员构成、“京、海派”能不能构成一个文学派别、这场论争如何开始又是怎样结束的、论争过程中提出了怎样的命题、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论者之间有怎样的人事交往、论争的结果是什么、这场论争的历史意义有哪些等一系列密集而相关的问题。
著者（王爱松）认为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将京派、海派当作两个固定的、自明的、本质主义的概念加以使用，轻视了在真实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无论京派还是海派，都是一个变化的、流动的概念，其能指和所指不乏意义的漂移与?滑动”。通过日记、书信、报刊杂志文章等大量鲜活的史料，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试图还原和重建历史现场，回到历史语境之中。
三、注重历史的丰富性、动态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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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突出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京派海派论争与南北文化差异——王爱松
一、由北入南与重北轻南
在《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一书中，我将京派和海派定义为一种地域文化概念，并将它们视为自古以来中国地域文化南北比较在近现代的延伸和发展，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文化差异及此基础上形成的南北文化观，前人多有论列。
《晏子春秋·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从水土差异寻找南北差异的著名例证。
朱熹《四书集注》对《中庸》“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一段的注释，是对南北方民风的高度概括：“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强者之势也。”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解释了南北水土差异与语言音辞特征之间的关联：“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訛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中比较了“南北学者之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以哉’，今日南方学者是也。”
此类南北文化的比较，还广泛存在于对南方、北方的宗教、绘画、书法、文学等等的比较中，且延续到近现代学者对南北文化的观察，近代以来的南北文化差异议题，大抵强调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在中国北方*河流域，强调南北朝和宋金对立时期的南北分治既是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突显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入南的重要节点。
近代以来的南北文化差异议题，还热衷于探讨南北文化的性质，从中国文化的起源区分南北文化的差异（如王国维、朱右白等人的论点，北儒家思想、诗经，南老庄思想、离骚），人们在对文化中心南移和南北文化差异做出种种描述的同时，还对南北文化的性质做出了互有千秋、各有利弊的价值判断，并注意到了南北文化比较中的“重北轻南”的文化心态和传统，且普遍认为这种心态和传统来自中国历史上北人对南人的统治……虽然每次南北分治的结果都是实现了汉族文化对游牧民族文化的改造，但*事上的每一次交锋，都加剧了北方人在南方人面前的优越心态。
钱锺书便注意到中国古代文献中种种“南人轻北，其来旧矣”的证据，但他更多地将其解释为文人群体自古以来就有的“文人相轻”现象。苏汶在对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做回应的文章试图将沈从文对海派的批判，直接等同于文人的好骂人和文人的相轻。
二、西学东渐与由南入北
从１８４０年代开始，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学东渐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的南方开始得地利之便，在*治、经济、*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反转中国文化史上由北人南的传统，而以由南人北的方式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走向和风貌，此一过程，陈序经在《南北文化论》中多有论述。
近现代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在本质上却几乎衍变成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陈序经（全盘西化”的学术思想）：南方文化是新的文化，北方文化是旧的文化。也即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郁达夫曾将北京归入“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的田园都市”，胡风曾说从京海派论争中得来一个直观印象：“所谓‘京派’文人底生活大概是很雅的……”北京和京派文化保持着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文化的更深联系，文人的生活还停留在自古以来的琴棋书画、诗酒风流的不变状态。而上海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实现了华丽转身，由当初一个普通的县城摇身一变为现代经济大都市。
陈序经这样的学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发动和崛起，并不是近现代北方文化自身作用的结果，而是近现代南方文化北移的结果，这正像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宋朝廷的南迁带来了江南文化的繁兴，本质上却仍不过是北方文化的南迁而不是一种新的南方文化的崛起一样。
京海派论争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随着１９２８年６月北伐胜利，北京改为北平，*治中心转向南京；而随着大批文人的南来，北新书局及《语丝》、《现代评论》杂志的南迁，文化中心转移至上海。北平则进入所谓“文化古城”时期。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免避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正是这种混淆，使原有的“海派”文学变得复杂起来；而与此同时留在“文化古城”的京派文人和京派文学，反而变得相对单纯起来。
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当京派通过时间的回溯建立起同北平和北方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传统间的联系并获得了文化优越感的同时，海派则通过时间的前瞻建立起了同现代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联系而获得了自身的文化优越感。曹聚仁在将京派和海派分别比喻为大家闺秀和摩登女郎之时，强调说：“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机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
与３０年代京海派论争时相比，到１９４０年代末，人们的立论更多了些意识形态化和*治化色彩。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类的字眼频繁地出现在杨晦、夏康农等的文章中，京派被视为与封建主义文化有更多的联系，而海派被视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化的产儿。
徐英瑾书单：
1、罗三洋《袁本初密码》
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3、安迪·威尔《火星救援》
4、威尔逊《论人的本性》
5、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6、内田树《日本边境论》
7、《哲学字汇》
8、九*周造《九*周造全集》
9、新村出《广辞苑》
维特根斯坦杜威托马斯门罗李泽厚
美学原理：
《美学原理》，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学》，朱立元，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美学体系》，叶朗，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学导论》，张法，人大出版社
《美学四讲》，李泽厚，安徽文艺出版社
《判断力批判》（上、下），康德，商务印书馆
《美学》（第1-3卷），黑格尔，商务印书馆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商务印书馆
西方美学：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方美学通史》（七卷），蒋孔阳、朱立元，上海文艺出版社
《艺术的故事》，贡布里希
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史大纲》，叶朗，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的历程》，李泽厚，安徽文艺出版社
《美学散步》，宗白华，上海人民出版社
其他：
《美是自由的象征》，高尔泰，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甘本巴丢朗西埃齐泽克
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
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
糜华菱《沈从文生平年表》
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王爱松《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
高恒文《周作人与周门弟子》《论“京派”》
何亦聪《周作人与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彭小妍《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
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兴起》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
台湾《新世代小说大系》
李今（严家炎的徒弟）《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李欧梵《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学的徊想》《清水湾畔的臆语》《我的哈佛岁月》学者型散文；《狐狸洞话语》《狐狸洞呓语》《都市漫游者》《寻回香港文化》杂文；《范柳原忏情录》《东方猎手》小说；《我的观影自传》《看电影》影评。《上海摩登》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大陆的学风基本上是乡土型的，背后有一种道德基础，总觉得城市是腐败的。”
关于都市文化现代性，李欧梵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现代性”既是概念也是想象，既是核心也是表面，文化史家的任务是要探索“文化想象”，而“文化想象”本身可以被界定为“集体感性之轮廓和文化产品之意味”，因此不能忽略“表面”，他们“不一定进入深层思维，但他们必然召唤出一种集体想象”。其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变成文本”，文本不再局限于印刷出版物，有关城市的任何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文本来研究。包括作家作品，也包括画报、广告、图片、照片和电影等视觉文化，甚至整个城市、街道和作家在城市中的行走行为，都被当做有意义的文本来加以批判性的阐释，形成复杂的互文关系。
李欧梵“不相信任何理论”，“把理论当作思想史来看待”，十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考察，对文本及文本背后语境的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多看，多研究，做资料整理，在看资料的过程中再看理论，尽量避免把这些资料套到理论的框架里去。
李欧梵借用了马泰卡林内斯库关于西方现代性研究的经典之作《现代性的诸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颓废和媚俗》中的理论，将西方现代性区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潮流。李欧梵把“颓废”看作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中，以“颓废美学”为核心，完整的梳理出一条中国文学史上的颓废线索:从魏、晋、唐、晚明的一些文学到《红楼梦》、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从鲁迅的《野草》等作品到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和张爱玲巅峰时期的小说，直到当代台湾朱天文的小说。
以上来自杨华《海外中国学家中的“摩登教授”——简评李欧梵的文学和文化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