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见，地理条件对一个地方风俗文化形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是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浦江县历史源远流长，距今上万年的“上山文化”被认为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建县历史可追溯至东汉兴平二年，距今千年、十五世余人同居不分家的“江南第一家”郑义门，有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人结社“月泉吟社”，现存我国“最早的诗社总集”——《月泉吟社诗》。名人名家辈出，古有南宋诗人方凤，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清初东渡日本的高僧心越禅师蒋兴俦等；近现代有曹聚仁、张世禄、石西民、洪汛涛以及吴茀之、张振铎、张岳健、方增先、吴山明等。人文底蕴深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事物发展有其必然性。浦江县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并不是偶然的，是与自身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等客观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因此，在了解浦江县文化之前，我们不得不对浦江县的地理特征进行梳理。
浦江县，位于金华市北部，东经°42′～°07′，北纬29°21′～29°41′之间。东北邻诸暨市，东南接义乌市，西南与兰溪市毗连，西北和建德、桐庐县接壤，距金华城区46千米。总面积平方千米。属于金衢盆地，龙门山脉分三支自西向东延伸，北支绵亘于县境西北与建德、桐庐两市之间，山峦起伏，多中，低山，其中与桐庐市界上的朝天门，海拔米，是县境最高点。中支横亘与县境中部，俗称北山，是浦江盆地与西北山区的天然界线。南支蜿蜓于县境南部与兰溪、义乌两市之间，俗称南山，转东北延伸至郑家坞北，俗称浦东山脉。中、南和浦东三山之间为浦江盆地。
“上山文化”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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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地理环境说，按其地理环境的差异，人类可以粗略区分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据《史记》记载，黄帝时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这样频繁的迁徙，可见黄帝部落是在寻找最合适的生存之地，具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点。而典型的海洋民族国家，人们生活的空间相对狭小，利用海洋漕运之便，往往商业比较发达，人员交往和流动方便。又因为内地活动空间有限，回旋余地不大，造成向外拓展的动机。再从浦江县整个地理环境和格局来看，完全不具备发展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特征，虽然是盆地，但无过分陡峭的崇山峻岭，能够给民众提供稳定的耕种土地，就像环境湿润，地势平坦，丘陵起伏，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四川盆地造就的天府之国一样，浦江县的有利地形也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水资源是农耕发展的必备条件，从水文情况上来看，浦江县属于钱塘江水系，境内河流四通八达，且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温和多雨，水资源丰富，便于农耕灌溉，自然环境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这样的自然条件，也为更原始的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上山文化”的出现提供了优渥的土壤。上山遗址位于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境内，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有约80件陶器，大多数器型为大口盆。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石球、石磨盘等。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了浦江上山遗址。经发掘证实，一万年前当地人就会种水稻，会用石磨棒和石磨盘磨稻谷脱壳。
不得不提及的一个有趣的点是，地球有一条璀璨的项链，这条项链是用超越现代文明的玛雅人、举世闻名的埃及金字塔、神秘王国三星堆，以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世界屋脊上的王宫布达拉宫、印度泰姬陵、意大利比萨斜塔等等名山大川、人类文明串成的。它就是地球北纬30°线，这条线上的文明璀璨耀眼，仿佛地球脖颈上的华美装饰品。浦江县浦江是北纬29°27′，也被串进了这一串项链中。“上山文明”的出现，也可以看做是对北纬30°线的一种神秘呼应。
不难看出，“上山文明”的出现，与浦江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中也有必然性，浦江县的区位优势就为“上山文化”这一伟大的人类史前文明提供了发展的必然条件。
南北差异下的文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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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提到，人类文明可以大略分为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就同时出现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文明形式。北方以游牧为主，南方以农耕为主。作为巨大复杂的文化实体，这也导致了中国文化中的地域性差别是非常大的。对这种差别最简单的划分就是根据文明的不同表现形式，把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块。显而易见，历史地理是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和基础。在南北差异的大框架下，它可以包括许多分支，如南北艺术差异、南北建筑差异、南北服饰差异、南北风俗差异、南北饮食差异、南北文学差异、南北性格差异、南北方言差异、南北商业差异等等。浦江县在地理区位上属于南方，是典型的南方文化圈。民国大学者刘申叔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因此，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文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上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以浦江县方言为例，浦江方言属于吴语语系，在该语系下，又分为太湖、台州、金衢、上丽、瓯江、宣州六片语片，不同语片还存在较大差异。与北方语言单一性相比，南方的语言存在多样性的特点。这是因为，在北方地区，多为广阔的平原地区，老百姓们来往交流较为便捷，为更好的沟通，促使了语言的相近或相同，也促进了北方地区的语言融合。相反的，在我国南方地区，地形较多为山地丘陵，交通相对闭塞，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较为困难，地区之间有一定的隔离性，因此导致了相近地区间的语言也有较大的区别。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各色各样的方言，浦江县的方言也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之下形成的。
从政治与经济文化方面看，我国北方尚武，南方尊文。《中庸》记载孔子的一段话：“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这也证实了南北方的差异。所以才会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这样的说法。浦江县作为我国的南方地区，在经济上，自古就符合江南“鱼米之乡”的特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孙策才会在托孤时说“夫以吴、越之重，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我们再一直顺着历史的轨迹探寻，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都城，大都建在北方。秦朝的咸阳，汉唐的长安，魏晋的洛阳，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而在南方建都的情况，比较罕见。但对于南方繁华的记录却很多，比如柳永《望海潮》中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由此可以看出，在文化的形成中，北方自然刚强矫健，对政治有着格外的热情，南方人则受传统的影响，更加注重经济文化的发展。
浦江文化的山水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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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对于浦江县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属于钱塘水系的浦江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水资源极其丰富，虽不及水乡周庄行舟如行车一般，但自古“北人骑马，南人驾船”的民谚，还是较为准确的。水自然成为滋润浦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滋养出温文尔雅、孝义两全的浦江性格。
从气候角度来说，浦江县季风气候明显，这也让浦江人的性格向温和的方向发展，崇尚“中庸”的思想，“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就是最好的证明。加上县内河流众多，水资源配合良好，季风能定期带来丰沛的雨水，农业发展很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分别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远古中华第一村”，可以看出，我们国家一直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浦江县，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浦江人具有爱好和平，讨厌战争及其带来的动乱，这一点符合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的：“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深受这样的环境和文化所影响的浦江县人，产生素以孝义治家闻名于世，距今千年、十五世余人同居不分家的“一门尚义，九世同居”的郑义门这样的人家，是一个必然结果。
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时，我们无法将山水同文化割裂开来，上文讲了水对于浦江文化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山在浦江文化中的地位。我们现在评价一座山的时候，往往会用雄、奇、险、旷、幽、秀、幽等词来形容，但是在古人眼里，除了秀丽的风景，山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更加深厚的内涵和意义。远古时期，由于认知水平和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自然是一种敬畏的态度。所以《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同军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文化中的山，确实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从黄帝东巡登上泰山开始，就注定他会成为皇权的象征，陕西的终南山是隐士修仙的场所，昆仑山被称为龙脉，在这些文化烙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远古祖先对于自然那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崇拜，这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回到浦江县境内，我们似乎就不难明白仙华山背后那关于玄女修仙传说产生的必然性，因为这座山同样被崇敬自然的先辈们赋予了神圣的文化内涵。仙华山是浦江第一名山，现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旅游区，以“奇、险、旷、幽”称誉江南，有奇峰24座，大小景点多处，山上奇峰皆灵秀动人，色彩斑斓，或突兀耸立。当古人面对这样一座风景秀丽的奇山时，很难不生出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就是在这种自然崇拜的心理之下，才产生了仙华山与轩辕黄帝传说。这些传说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黄帝南巡天子山”、“兵困黄山”、“天子洞”、“鼎湖”、“轩辕井”等传说。二是仙华山与轩辕皇子传说。有关轩辕皇子渊龙的传说，主要有“太子治水天子山”、“练武坪”、“收白雀”、“镇妖猴”、“传音石”等。三是仙华山与轩辕帝女传说。轩辕少女传说可分两个阶段，一是在仙华山修真期间之传说；二是在仙华山升天成仙后之传说。根据所搜集的传说来看，它以升天成仙后传说为主，说明是后人对轩辕少女崇拜与敬重的结果，同时也符合天子山改名仙华山的民俗历史背景及民俗心理观念。轩辕少女玄修在仙华山修真期间传说以“天子山改名仙华山”、“清虚洞”、“仙坛”、“七姐妹”等为代表。从这些传说中不难看出，人们对于黄帝的崇拜与敬畏已经融入了自然之中，让这座江南第一名山成为一种文化的承载符号。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传说称作自然环境对浦江县文化的第一阶段。
山水中的文化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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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对自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味的崇拜、敬畏变成了共存的理解、好奇的探索。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加注重对自然的欣赏与赞叹，东晋以后，山林成了佛教第一静修之处。五台山、九华山、峨嵋山、普陀山相继成为名扬海外的佛教名山，各个历史时期的能工巧匠、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杰作。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的浦江县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会落后。宋末元初，一群以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为代表的宋室遗臣决心不入仕元朝，归隐吴溪，组织了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人数最多的“月泉吟社”，寄情于山水之间，以笔抒怀，赞美浦江优美的山水风光的同时，表达自己不忘宋室的高尚情操，他们还将自己的诗作集成《月泉吟社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
在山水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山水对于儒家文化的影响，《论语》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对比，其实正体现了儒家对于山水的感悟。其实就是在将人们把自己的真情往山水中去引导，然后用一种诗意的表达，来反思“仁”“智”的内涵。孔子历来将“仁”看作是为人处事的核心，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人们要遵守仁爱的美德，这样的思想几乎贯穿在整个孔子的哲学之中。同时，山水对孔子的影响是很大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可以看出他胸怀如巍峨高山一般博大，这样的胸怀更是影响了后世的杜甫，让他写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千古名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浩浩荡荡的江河之水，似乎冲刷了他高尚的灵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奔流不息的江水，又引起他对时光的感叹。孔子由此把厚重不移的山当作他崇拜的“仁者〞形象，用周流不滞的水引发他无限的哲理情思，触发他深沉的哲学感慨。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所以喜欢流动之水；有仁德的人安于义理，所以喜欢稳重之山。由此可见，儒家把天下万物都看作有善恶的道德属性，都可以导向道德的思考，这种思想落实到山水之上。儒家强调“自然的人化〞不同于道家的“人的自然化〞，但在对待和欣赏大自然的山水花鸟中，儒家却吸收、采用和实行了庄子的审美思想。后人在潜移默化中有意无意的把道德观、幸福观、生态理论观、审美观融于山水欣赏之中。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和山水的共同熏陶之下，浦江诞生了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文化人物。高晓松有一个观点，说明朝是一个“三无朝代”，即“无明君，无名将，无名士”，这明显是一个立不住脚的观点，单说“无名士”这一点，明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就足以反驳他。
宋濂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后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明初时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洪武十年（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年七十二。明武宗时追谥“文宪”，故称“宋文宪”。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
当然，宋濂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应该是他为鼓励同乡的年轻后生马君则而写了一篇《送东阳马生序》，在文章中，宋濂详细讲述了自己年轻求学的艰苦，从衣食住行等方面与后生们求学时的条件做了对比，勉励年轻人多多用功，发奋学习。可以看出他对于年轻后生的关爱及大力的推崇。这篇文章也被选入中学教材之中，宋濂的求学精神直到今天，依旧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当我们以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去看待整个浦江县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宋濂的出现并非偶然。儒家文化给他提供了源源不竭的营养，而浦江县历代积累下来的文化积淀，则给了他一个优渥的成长土壤，加上这片土地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像是充沛的阳光雨露，不断地滋养这他。这才能诞生被朱元璋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
当然，除了宋濂，浦江县还有许许多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文化巨匠，可谓是名人名家辈出，古时有南宋诗人方凤，清初东渡日本的高僧心越禅师蒋兴俦等；近现代有曹聚仁、张世禄、石西民、洪汛涛以及吴茀之、张振铎、张岳健、方增先、吴山明等。年蒋介石为祝贺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所送的《百鸽图》，为浦江书画大家张书旂所作。正是有了这一批批文化名人的出现，才为浦江县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博得了“文化之邦”“书画之乡”“诗词之乡”等美誉。
总之，地理地貌、自然山水对文化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无处不有的。可以说它是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风向标，决定着这个地域的文化方式和文化路径，也会在文化的形成中对文化特色构成影响，构筑出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延续性等特点，能够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文化造成影响，从而形成当地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山水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表达在多方面的，以浦江县为例，以上只是简单列举除了山水环境对于文化影响的几个方面。此外，我们更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山水文化是相互影响的，相互交融的，它们共同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让包括浦江文化在内的华夏文化的出现成为必然，在全世界都熠熠生辉，它们相互促进共同造就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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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卫视北京办事处主任张华梁
原标题：《山水筑文脉——浦江县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必然性》